这里说的具有职业特殊性的内容,是指与科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科学共同体中人们相互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些道德准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客观事实,维护科学真理:
从历史上看,科学家追求和维护科学真理经常受到来自宗教、政治、习俗偏见等多方面的压力和阻力,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布鲁诺扞卫哥白尼的日心说,宣传宇窗无限思想,被教会囚禁在宗教裁判所长达七年,最终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伽利略坚持和发展哥白尼学说体系,被教会判处终生监禁,最后双目失明,死于阿切特里的林中小屋。直到1983 年,罗马教廷才正式承认350 年前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是错误的。西班牙医学家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因反对正统教义,被新教首领加尔文处死,”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8 页)。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创产科消毒法预防产褥热,受到当时欧洲医学界传统偏见和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和百般刁难,终于陷人严重的精神崩溃,被送进疯人院。科学史上这些坚持真理的殉道者是人们很熟悉的。

关于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樊洪业在《科学道德鱼议》里曾举过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1775 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国王为了诋毁作为美国独立运动领袖人物的富兰克林,向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普林格尔施加压力,要他宣布富兰克林原来向英国建议用尖顶避雷针是错误的,用圆顶避雷针才是正确的。但普林格尔却坚决地回答说..许多事情我都可以按国王的愿望去办,但不能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为了杀掉一个政敌,就捏造说这个政敌在发给士兵的酒中放了毒,并期望当时着名的化学家拜特洛作出酒中有毒的化验报告。拜特洛在化验之后,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以科学家的良心如实报告了酒中无毒的化验结果。愤怒的罗伯斯庇尔把拜特洛叫去,逼他修改报告,拜特洛却当场亲饮此酒,以确证无毒。
时至今日,对维护科学真理的宗教迫害或政治压力已大大减少或不复存在。当前影响尊重事实、维护真理的主要问题在于科学家自身,在于科技工作者能否不计自身得失、顶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和竞争的压力。

2. 发扬创新精神,尊重优先权:
科研活动最本质的特点是创新性,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鼓励和支持创新就必须尊重优先权。美国科学院等出版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说:科学中许多被证明很有效的社会公约产生于17 世纪后期现代科学诞生过程中。那时许多科学家对其工作保密,以防止别人宣称为己有。当时的杰出人物,包括牛顿,都不喜欢报道他们的发现,因为担心别人会窃取优先权。伦敦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登伯格,提出了公开新发现同时保证其作者荣誉的难题的解决办法。他保证在学会的《哲学会刊》上迅速发表,并且当作者的优先权出现问题时提供学会的官方支持,从而说服了科学家。

尊重优先权,最重要的是在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要通过脚注、尾注、引文、参考文献等形式,对自己所参考利用的前人成果以及任何曾经实质上为其研究提供过帮助的人,给予应有的肯定和感谢。恩格斯在评价达尔文时曾说”极为谦虚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第665 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证了许多不出名的作者的话。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阐述得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字是他的责任,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11 页)。

在用实验方法检验宇称守恒的过程中,李德曼等科学家在尊重优先权方面也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在杨振宁、李政道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这篇论文后,吴健雄决定利用吨。作为。衰变放射源来进行检验。在实验基本上已经成功,只需要再做一次最后核查时,哥伦比亚大学实验物理学家李德曼听到了这一信息,想到他可以利用τ 与μ核子进行另一种可以验证宇宙不守恒的实验。按照这一巧妙的实验设计,李德曼等只花了四天就做出相当明显和肯定的结果,比吴健雄完成最终实验查证早了两天。但鉴于这个实验是在听到吴健雄有了肯定结果的消息之后才动手做的,所以等待吴健雄等人的论文向《物理评论》寄出后才寄出他们的论文,并且在论文结尾说明了这个原委。后来两篇论文在《物理评论》同一期发表。

3. 发扬协作精神,对科学共同体负责:
“科学从来就是一项社会性事业,这迥然不同于流行的观念,科学是对真理的孤独、孤立的追求。除了少数例外,科学研究不能不吸收别人的工作,不能不与他人合作’啊。团结协作是现代社会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
1991 年我国科学家在《中国科学报》开展科学道德问题讨论时,杨福家间谈到论文署名应立个规则,”不过,比排名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共识:友谊、合作、团结”,并说物理学界哥本哈根学派的传统是论文署名以字母为序, 1975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奥格·波尔与本·莫特逊是国际物理界公认的合作典范,从50 年代至今他们发表论文、着作,玻尔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总是排在莫特逊前面,无一例外。而其中莫特逊作主要贡献的文章历历可数。

在科学共同体中既要尊重优先权,也要提倡谦让美德。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故事例,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教益。
达尔文研究物种起源,收集资料主要是在1831-1836 年”贝格尔号”船上的环球航行。
相隔近20 年,直到1854 年,才着手整理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缓慢而有条不紊地开始撰写他的巨著。工作刚到一半, 1858 年,他接到在马来亚工作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一封信,附有一篇短文,题目是”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倾向”。使达尔文十分吃惊的是,华莱士的思想和他自己的几乎完全一样,甚至连使用的术语和特定词汇也都和他正在写的那本书相同。两个人通过各自独立的观察达到了相同的结论。首创进化论的荣誉应属于谁?达尔文的确曾因自己在学术上”多年来的优势地位”将要失去而难过,但他更加热心追求的是真理的优先和科学的荣誉。于是毫不迟疑地给当时伦敦学术界的重要领导人赖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请求在《林耐学会记录》上发表华莱士的论文。
但是,地质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了解达尔文的工作已进行了20 年,并已在一系列信件中完整地表述了他的学说。因此对这件事作了公正的处理,建议把华莱士的文章和达尔文物种起源着作的摘要同时发表。达尔文虽勉强接受了这种安排,但想到自己本来并没有打算发表摘要,因为有了华莱士的文章就发表摘要,内心深感不安。

至于华莱士,他诚心诚意地认为,在进化论的建立上, 他的作用是比较小的,他只是这个理论的共同发现者。他创造了”达尔文主义”一词,自己则心甘情愿当一名达尔文主义者, 连达尔文本人也觉得华莱士是过分谦虚了。他说..您是我从未见过的、使自己受到这样大的委屈而又从不要求公正对待的人。”对科学共同体负责,还表现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科学问题,既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也要勇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钱学森曾举过他亲身经历的世界着名力学权威Von Kwnnan 的一个例子问: 一天,钱学森作为研究生向这位老师报告研究工作。当时这老先生一时不知怎么弄拧了,发了挺大的火,把学生写的报告说成岂有此理,胡说八道,扔得老远。后来他把问题想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亲自到学生的宿舍说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我向你道歉。这就是科学家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认真态度。

对科学负责,自己在发表论着时更应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不能以粗制滥造的东西贻误读者,更不应以错误信息误导读者。”如果作者发现自己后来不能证实原先报道的一些成果时,他应该发表更正,以免使别人误入歧途,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重复这项工作,而结果只是知道出了一个错”闷。白求恩医科大学寄生虫学教授苏龙1978 年曾在《昆虫学报》发表一篇论文,题为《伊蚊新种一安图伊蚊的记述》。后来他在工作中发现安图伊蚊的幼虫标本与该文描述的全然不同,才知道是由于错放标签,以致当时把一种叮刺伊蚊的幼虫误为安图伊蚊幼虫,于是便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1986 年第2 期发表题为”更正安图伊蚊幼虫形态的描述”一文,并在文中检讨说”这说明作者的科研工作是不够严谨的,应深刻吸取教训”。这里苏龙教授所持的是对科学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