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学教材改革问题上,我国近十年来做了不少工作,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编写了多种教育学教材。但是,教育学的现状还远不能令人满意。现在,尽管教育学的版本很多,但从体系来看仍没有跳小凯洛夫教育学的旧框框。最近出版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按道理,应该是一本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但读后很难认为它跳出了凯洛夫教育学的旧框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这些年在教育学教材的改革过程中,过分注重建立新体系,忽视了对教育学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的消化吸收,结果所谓新体系,无非是章节顺序的重新排列组合而已。而苏联的教育学改革,近二三十年来有了很大的进展。资料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理论、巴班斯基的教育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阿莫纳什维利等实验教师的合作教育学,等等,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凯涪夫教育学。尽管苏联到目前为止所出版的教育学教材,基本上还是凯洛夫教育学的旧框框,但这种旧框框并没有妨碍人们对它注入新的内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教育学的教材改革,重点不在于建立新体系,而在于更新内容。我国目前的教育学教材,在内容上普遍存衣着空洞、贫乏、肤浅、脱离实际等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对教育的具体问则行扎扎实实的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