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教育学的介绍和学习全面转向苏联的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从苏联学习经济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当时的中国教育,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和改造旧的教育理论,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新体系,迫切希望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经验和理论。从1949年11月开始,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凯洛夫主编《教育学》的部分章节。到1950年,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部门陆续组织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苏联的教育学教材,如凯洛夫著的《教育学》(上、下册),叶希波夫与冈察洛夫合著的《教育学》(上、下册).斯米尔诺夫著的《教育学初级读本》,申比寥夫等著的《教育学》,奥戈罗德尼柯夫等著的《教育学》以及由凯洛夫任总编的《教育学》。在这些教育学教材中,以1950~1951年出版的凯洛夫著《教育学》(上、下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度形成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凯洛夫本人也曾于1956年亲自来华做过短期讲学。凯洛夫《教育学》成为许多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学习的教材和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此为业务进修读物。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和教育科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53年以后,对于稳定我国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师业务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7-09-26T11:12:40+00:00 新闻|